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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龙刑辩 | 违约型,还是不正当手段型——我所刘勇律师谈一起被权威判例指向三年以上的侵犯商业秘密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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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龙刑辩 | 违约型,还是不正当手段型——我所刘勇律师谈一起被权威判例指向三年以上的侵犯商业秘密案

2026-11-20 15:56: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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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一个条目,两个刑档

2025年,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9135件19102人;其中侵犯商业秘密罪71件156人,占比不足百分之一。案件数量不大,量刑跨度却不小:同一份技术资料,归入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 一款的不同项,法定刑一在三年以上,一在三年以下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分歧,通常不在于事实是否存在,而在于行为应归入哪一个构成要件。

侵犯商业秘密罪尤为典型。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 一款列举三项行为,实务中争议集中于第(一)项与第(三)项:

第(一)项,以盗窃、贿赂、欺诈、胁迫、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。

第(三)项,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,披露、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。

两项表述仅差一句,法律后果却相差一个法定刑档,差别不在刑期表上,而在损失数额的计算方法。依据最 高法、最 高院《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(以下简称《解释》),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且尚未披露使用的,损失数额可按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,该费用由评估机构以成本法测算,通常达数百万元,对应“情节特别严重”,法定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;违约型无此通道,只能按权利人因被侵权所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计算,此类损失多为数十万元,对应“情节严重”,三年以下。一个条目,刑档上下,相差三年。对照如下: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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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勇律师近期办结的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,争点即在于此。侦查机关按第(一)项移送,指控逻辑指向“三年以上”。审查起诉期间,承办检察官一度援引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判例,主张按第(一)项起诉,本案定性一度悬于该判例能否适用。经辩护,检察机关最终按第(三)项起诉;法院认定其“违反保密义务,披露、使用”,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,缓刑二年。案件在审判阶段另生第二个争点:罚金的计算基准。合议庭起初倾向按销售额确定,据此得出的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;经补充辩护,罚金最终确定为十六万元。以下分述两个争点的处理路径。

二、案情

(一)事实

当事人W某,2014年入职某企业,负责技术研发、产品开发与客户合作。涉案两项产品配方,由其主导立项、参与研发,并作为配方设计人及审核人在相关文件上签字。企业在《员工手册》《保密协议》中设有保密制度,W某均已签署。

2019年下半年,公司产品开发部副经理通过内部工作邮件,将载有两项配方的文件正式发送给W某。此系公司内部正常工作流程。W某将附件下载至个人笔记本电脑;数月后该电脑屏幕故障,其又以移动硬盘将文件转存至另一台电脑。

2020年3月,W某离职,签署《离职保密协议》,约定了离职后的保密义务。此后,W某成立新公司以该配方生产产品,销售给权利人原有客户。

2025年初权利人报案,同年9月W某被刑事拘留,10月被执行逮捕,羁押六个多月后由检察机关决定取保候审,法院继续取保。

(二)侦查机关的认定

移送审查起诉时,侦查机关适用第(一)项,即“以盗窃、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获取”。支撑该认定的是扣押电脑中涉案文件的属性:创建时间2020年3月XX日,修改时间2020年12月XX日。前者为W某离职后第八日,被解释为其于离职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。数额认定采“合理许可使用费”通道,评估值四百余万元,对应“情节特别严重”。若该叙事成立,本案余下的问题仅为刑期。

三、第 一步:区分“获取”与“使用”

接受委托后,经全案阅卷,刘勇律师形成的判断是:本案的争点不在行为人是否实施相关行为,而在其取得涉案技术信息的时间与方式。

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将“获取”与“披露、使用”分列为不同行为。第(一)项规制“从无到有”的获取,即行为人原本不掌握、不持有,通过盗窃、欺骗、电子侵入等手段取得;第(三)项规制“本已合法持有”,即因职务、职责合法知悉并持有,事后违反保密义务予以使用。前者为窃取,后者为违约。W某作为事业部总经理、两项配方的设计人及审核人,知悉并持有涉案技术信息,系履行职务的必然结果。

纸面判断须落于证据。卷宗中的2020年3月XX日,将“获取”时点固定于离职之后。此处的关键在于电子数据属性的解读:文件属性中的“创建时间”,记录的是该文件被写入某一设备的时刻,而非行为人知悉商业秘密的时刻。同一文件在两台设备间复制,新设备上的创建时间即为复制当日。侦查机关将“复制至新电脑的时间”等同于“获取时间”,两者并非同一事实。

会见中,W某提及旧电脑损坏、文件系通过移动硬盘转存,该硬盘后存放于公司。刘勇律师随即通过其公司员工找到该硬盘,其内同一文件的属性显示,创建时间与修改时间均为2019年XX月XX日。该时点距其离职尚有近五个月,此时其仍在任,负责技术文件审批与研发团队管理。该时间戳与在案内部邮件记录、W某供述及旧电脑故障时间相互印证,将行为从“离职后窃取”还原为“在职期间复制”。

围绕该时点,刘勇律师补充三层论证:

其一,来源。文件由公司产品开发部副经理通过内部工作邮件正式发送,属内部正常工作流程,非从他人设备拷贝,亦非破解权限下载。

其二,身份。W某自2015年起担任事业部总经理,系两个项目的最 高负责人,有权、有责且必然接触全部核心技术信息。其知悉配方,源于职务要求,而非突破权限。

其三,行为方式。全案无改名、翻拍、去除水印、绕过内网防控、盗用密钥等情形,亦无离职后侵入公司系统的痕迹。文件自公司邮箱至个人电脑、再至移动硬盘,方式为下载与转存,属其任职期间权限范围内的行为。

三层论证指向同一结论:其不当之处不在取得,而在使用。离职后违反《离职保密协议》,将在职期间合法掌握的技术信息用于其控制的公司,符合第(三)项。检察机关采纳该意见,起诉书援引条文由第(一)项变更为第(三)项,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、适用缓刑,并处罚金。

四、第二步:由定性带动数额

定性变更后,数额体系随之调整。第(三)项无“合理许可使用费”通道,损失只能按权利人因被侵权所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计算,评估报告载明的该项数额为七十余万元。该数额刚逾三十万元入罪线,属“情节严重”,法定刑三年以下。

但评估报告中另有一份许可使用费评估值四百余万元。该评估原为第(一)项而作,若不予排除,即便定性变更,公诉方仍可能主张按许可使用费认定损失。刘勇律师从三个方向予以否定:

其一,研发周期被不当拉长。评估机构采成本法,将研发成本分摊至2015年至2019年共五年,而其中一款产品的实际研发周期为三个月,另一款为六个月。评估实质是将权利人五年内所有产品的整体研发投入,分摊至两个具体产品。

其二,真实成本有据可查。权利人内部文件记载,其中一款产品的研发费用为九十余万元,显著低于评估值。

其三,比例明显失衡。许可使用费评估值为利润损失的七倍,相当于涉案产品三十余年的利润总和,于商业逻辑上难以成立。

最终,损失认定回归销售利润损失,即七十余万元。

此处涉及方法论上的顺序问题。实务中对分型之争用力不足、寄望以数额辩减轻结果的情形并不少见,但在本罪名中,分型是数额的基础:定性不变,许可使用费通道持续开放,数百万元的评估值随时可将案件推回三年以上;定性变更,该通道失去适用空间,数额辩方有落脚之处。先定性、后数额,顺序不可颠倒。

五、第三步:审判阶段的罚金基准之争

主刑问题解决后,案件表面已无争议:认罪认罚,赔偿到位,取得谅解,量刑建议为一年二个月并适用缓刑。庭审中,合议庭提出一个问题:罚金按何标准计算。

合议庭起初的思路是按销售额计算。该公司数年间销售涉案产品的金额为千万元级,若将销售额作为“非法经营数额”,依《解释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档“非法经营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”确定罚金,则为五百万元以上。该数额足以抵消全部量刑成果。

刘勇律师庭后提交补充意见,核心主张为:侵犯商业秘密罪不存在“非法经营数额”这一概念。此非文字之争,而是体系解释的结论。

其一,从定罪标准看。《解释》第十七条规定,侵犯商业秘密,“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”或者“违法所得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”的,属“情节严重”,通篇未出现“非法经营数额”。相较之下,《解释》第三条假冒注册商标罪、第六条非法制造、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、第十条假冒专利罪、第十三条侵犯著作权罪,均明确将“非法经营数额”列为定罪量刑标准。立法者作此区分系有意为之:凡以“非法经营数额”为标准的罪名,均存在“侵权产品”这一实物载体。

其二,从概念定义看。《解释》第二十八条规定,“非法经营数额”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,制造、储存、运输、销售“侵权产品”的价值;“侵权产品”的范围,《解释》第二十七条已列举完毕,即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、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、侵犯著作权的复制品,以及主要用于制造上述物品的材料、工具,均属本身即违法的实物。本案产品系以涉案技术信息生产的合法产品,产品本身合法,不在“侵权产品”之列。既无“侵权产品”,“非法经营数额”即失去认定对象。

其三,从违法所得的定义看。《解释》第二十八条对“违法所得”作一般定义,以出售侵权产品所得扣除成本为计算基础;《解释》第十九条则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作特别定义,指因披露、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的价值,或者因使用商业秘密所获得的利润。一般定义以销售产品为前提,特别定义以使用秘密所获利润为核心,可见本罪数额体系独立,不依赖“侵权产品”,亦不存在“非法经营数额”。

结论因此确定:本案应适用《解释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档,即违法所得数额与非法经营数额均无法查清、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,在人民币三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确定罚金。

辩护人在庭上另有一层说明,其后写入书面意见:假冒注册商标罪惩罚销售假冒商品,销售数量即危害程度,以销售额为罚金基准并无不当;侵犯商业秘密罪惩罚泄密造成的损害,所售为合法产品,危害体现于权利人损失与行为人因此获得的利益,与销售额无必然对应。假设行为人的销售额为一亿元,因成本高而净亏损五千万元,权利人亦无实际损失,按销售额确定罚金将达五千万元至一亿元,高于其亏损总额,此种结果难以成立。

六、第四步:将违法所得做成可核对的算式

“非法经营数额”既已排除,罚金区间回到“三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”。区间跨度百倍,落于何处,取决于违法所得与损失的认定。刘勇律师在此阶段的另一项工作,是推动将“违法所得”固定为可核对的数额。

依《解释》第十九条,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所得为“因使用商业秘密所获得的利润”,既非销售额,亦非毛利。该公司账目显示,2020年至2025年7月,仅一个年度营业利润率为正,为6.2%,其余年度均为负。按该年度利润率折算,两项产品营业利润合计十五万余元。检察机关委托评估机构就“使用商业秘密获利”出具专项说明,将上述口径固定。

罚金的锚点由此从“销售额千万元”转为可逐项核对的“利润十五万余元”,法院最终判处罚金十六万元。

从可能得出的五百万元以上降至十六万元,其间的差距不在辩论技巧,而在一个概念是否被放回其应有位置。

七、第五步:从宽情节的落实

本案从宽情节齐全:认罪认罚,全额赔偿并取得谅解,赔偿金额为指控损失的多倍,初犯,企业实际控制人,公司有员工数十名,取保期间无违规。

刘勇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两次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,推动强制措施由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;审判阶段围绕缓刑适用的法定条件逐项论证,并对量刑建议所附罚金一并提出减免意见。

最终判决:犯侵犯商业秘密罪,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,缓刑二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。

八、方法论:五个动作

其一,先定行为类型,再核数额。侵犯商业秘密案的卷宗厚重,鉴定意见、评估报告、审计说明并存,注意力易被数额牵引。但在本罪名中,行为类型决定数额的计算方法,计算方法决定法定刑档。首遍阅卷须先厘清三个问题:获取行为发生于何时、经由何种渠道、行为人当时有无权限。此三问的答案,重于任何一份评估报告。

其二,将时间点转化为证据。电子数据属性的杀伤力,来自其未被追问。对任何一份电子数据,均应追问:该时间戳记录的是何种动作、发生于哪台设备、有无第二载体可资印证。本案的转折点,是一块存放于公司、五年无人调取的移动硬盘。

其三,以定性带动数额。分型一旦松动,许可使用费通道即重新开启,数百万元的评估值可将案件推回三年以上;定性站住,该通道自动出局。

其四,主刑之外另设罚金战场。知识产权犯罪属典型的“主刑轻、罚金重”罪名,人判缓刑而企业因罚金停摆的情形并不罕见。庭审中一旦出现“按销售额计算罚金”的意见,须即时判断:本罪名有无“非法经营数额”概念、有无“侵权产品”对象、罚金三档中本案应落何档。此三问应在庭前准备完毕。

其五,将违法所得做成算式。“销售额千万元”与“利润十五万元”,描述的是同一家公司同一段经营,对罚金的影响相差三十倍。将前者转换为后者,需调取财务数据、确定审计口径、由评估机构就“使用商业秘密获利”单独出具说明,工作繁琐,但无捷径。

九、分歧:深圳三机关八件案例的两条判准

2026年7月21日,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8件商业秘密保护典型案例,其中刑事案例4件(编号沿用发布顺序)。并观之下,实务中围绕“违约型”与“不正当手段型”的分歧较想象中更为尖锐。

案例一,李某、罗某案。二人均已离开项目组,对源代码无下载权限。罗某利用系统权限漏洞远程登录原研发电脑下载,李某为逃避网络监管,将源代码改名为《报销.rar》发至外部邮箱转发。法院认定属以非法复制、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方式窃取,为第(一)项。源代码尚未披露使用,损失按合理许可使用费134万元认定。

案例六,谢某案。谢某负责工艺整合、专利申报,有权接触涉案技术信息,其从内部系统将技术文件下载至办公笔记本,去除母版水印、遮蔽涉密标识,回家后以私人手机翻拍,再传入私人电脑及U盘,于公司安检时被查获。检察机关与法院认定:员工虽因履职知悉商业秘密,但违反保密规定、规避监管,以翻拍、转存等隐蔽手段实施窃取,使秘密脱离权利人管控范围,属第(一)项。合理许可使用费1300万元;因赔偿20万元、和解谅解,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,罚金五万元。

案例四,王某、杨某案。王某任职期间以“加工”“客户承认”为由,将加密文件在公司内部系统申请解密后,经内部工作邮箱发给已离职至竞争对手处的杨某使用。法院认定属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密要求,使用、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,为第(三)项。损失153.9万元,二人各判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,罚金各十五万元。

案例五,白某、杨某案。白某离职时未按保密协议交还源代码,修改打包后带至新公司使用,销售额1600余万元,损失分别为200万元、186万元,本案二人罚金分别为60万元、30万元。可资对照:若按“非法经营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”计算,罚金应为800万元以上。

上述四案可归纳为两条判准:

其一,看获取时有无使商业秘密脱离权利人的控制。此为手段问题,而非身份问题。内部员工不等于违约型,关键在其走的是正常履职通道,还是翻拍、改名、绕开监管、超越权限下载这类隐蔽路径。

其二,罚金始终挂靠于损失或违法所得,从不挂靠于销售额。白某案1600余万元销售额对应60万元罚金,谢某案1300万元许可使用费对应5万元罚金,即为直接注脚。

理论上,两条判准亦已明确。《刑事审判参考》第143辑刊载的《<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>的理解与适用》(以下简称《<解释>的理解与适用》)指出,认定是否属不正当手段获取,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以盗窃、贿赂、电子侵入等方式“从无到有”获取商业秘密;行为人合法知悉或持有商业秘密而违反保密义务私自复制的,不宜认定为不正当手段获取,只有无权限知悉、未合法持有而非法复制的,方属该类型。最 高检《经济犯罪检察业务》亦认为,员工因参与研发或日常工作使用而知悉商业秘密,其获取行为合法正当,违反保密协议私自复制的,不属于第二百一十九条的“其他不正当手段”。《中国检察官》2025年第23期刊载的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类型化区分标准》进一步指出,对于违约型,其行为主体接触、掌握商业秘密具有被动性与合法性,通常在权利人授权知悉范围之内。

但另一面亦须正视。2026年4月24日,《检察日报》刊载最 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综合协调处处长刘涛《精细化区分“违约型”与“不正当手段型”侵犯商业秘密犯罪》一文,提出两个观念转变:一是由“身份论”转向“行为论”,不以行为人是否属内部员工为唯 一区分标准;二是由“接触论”转向“控制论”,不问是否有权接触、知悉和使用,而问是否有权控制商业秘密及其载体。循此思路,员工将文件下载至个人电脑、置于自身控制之下,形式上即已使秘密脱离权利人控制。仅以“我是总经理、我有权接触”为辩,在该框架下难以成立。

本案真正的难点亦在于此。其能成立,不依赖身份,而依赖三项具体事实:一是来源,文件由公司内部工作邮件正式发送,非下载、拷贝或破解;二是技能,其为两项配方的设计人与审核人,技术信息已融入其劳动技能,与翻拍他人设备内文件有别;三是方式,全案无任何规避动作,无改名、翻拍、去除水印、绕开内网、盗用密钥,所为仅系下载与转存,属在职高管本被允许的行为。

易言之,分型辩护并非身份辩护,而是行为证据辩护。须证明者,不是“行为人系内部人”,而是“其获取行为走在正常履职的通道上”。

十、正面对决:控方援引的判例与两案比对

前述分歧,在本案中并非纸面讨论。审查起诉阶段,承办检察官明确援引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判例,主张本案应认定第(一)项。该判例层级足够、说理完整,一经套用,本案的定性、损失额与刑档将同时被锁定在更重的一端。

(一)上海三中院张某等十四人案:内外勾结型

张某原系权利人开发部负责人,离职后设立公司。公司设立前后,张某拉拢时任权利人公司员工的周甲等四人加入,分任研发部门负责人,经五人商议决定研发与权利人同类的芯片。为缩短研发周期、迅速量产,经张某指示,上述管理层以薪资待遇、发展前景为条件招募权利人公司员工入职。随后七名员工于离职前后,自行或者勾结尚在职的员工,以截屏、抄录、微信传输等方式获取权利人技术信息,用于新公司芯片研发;另有二人任职期间应新公司要求提供技术信息。案发后,张某制定应对策略,指挥相关人员删除新公司服务器内涉嫌侵权数据、替换销毁服务器硬盘,并以安排员工签署所谓“承诺函”等方式,掩盖技术信息来源的非法性。

经鉴定,涉案41项技术信息与新公司服务器及各被告人所持纸质笔记本、手机、笔记本电脑内的信息具有同一性;合理许可使用费折现值评估为3.17亿余元。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十四人结伙,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,情节特别严重,均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:张某、周甲等五人系主犯,张某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、罚金三百万元;其余十三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一年、罚金三百万元至二十万元,其中九名从犯宣告缓刑。

该案确立的规则有两条。其一,内部员工与外部人员里应外合、结伙勾结,外部人员以高薪利诱、拉拢、贿赂等方式指使内部人员擅自复制、带离商业秘密的,应以主犯行为类型为基础,整体评价各共犯的行为方式。其二,原内部人员离职之后对商业秘密已无任何权限,其再通过利诱在职员工取得技术信息,获取来源非法,属不正当手段获取型。该院还在文中给出界分标准的取舍:以行为人是否合法知悉、掌握商业秘密为准;合法知悉、掌握者后续即使擅自复制、下载、带离,亦不应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型对后续行为再行评价。

(二)判例代入本案的结果

将本案事实代入,不利是可以测量的。W某离职后设立公司,将产品销售给权利人原有客户,兼具内部人与外部人双重身份;若径行认定其离职后已属外部人,则其后续使用可获得与张某案同构的评价,而“以主犯行为类型整体评价”的规则一旦启动,共同犯罪中并无从犯可供分割。加之合理许可使用费四百余万元,指向第(一)项、情节特别严重,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。

这是本案最不利的处境,且不利不在事实,而在规则的选择。此前关于“其系事业部总经理、有权接触”的辩解,在上述框架下恰好被反转:权限越高、接触越深,越接近该框架的入罪要件。

(三)辩护的应对:不比规则,比事实

面对这份判例,回避其效力并无意义。刘勇律师的处理是承认规则,同时主张其适用前提在本案中并不具备。判例所确立的规则,均以特定事实为支点;支点不存在,规则无从落地。两案比对如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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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对可见,该判例的入罪支点,在本案中一项一项地消失。

其一,时点。张某案的获取发生于离职之后,此时其对商业秘密已无任何权限;本案的获取完成于在职期间,早于离职近五个月,其时 W某仍在任、仍在审批技术文件、仍在管理研发团队,其持有配方文件与“带离”无涉。时点不同,行为性质随之不同:前者是在权限之外谋取本人无权持有的信息,后者是在权限之内接收公司主动交付的文件。

其二,规避。该案的入罪与从重,均以规避动作为事实支点:替换销毁服务器硬盘、安排员工签署“承诺函”、以截屏抄录与微信传输方式外传。本案全案无一项。文件由公司产品开发部副经理以内部工作邮件正式发送,W某点击下载,属其权限范围内的履职行为;旧电脑屏幕故障后的转存,是载体的更换,而非秘密的外流。同一份硬盘至今存放于公司,五年间无人调取,亦无人察觉异样,这本身即为“未脱离控制”的事实注脚。

其三,结构。张某案适用“以主犯行为类型整体评价”,前提是存在共同犯罪与内外勾结:有教唆、有利诱、有对价、有分工。本案无共同犯罪人,无外部人员,无利诱与对价,W某既是被指控的获取者,也是唯 一的行为人。以共同犯罪规则评价单独行为,属于前提缺失,不能成立。

其四,控制。第(一)项的实质,是秘密因行为人的手段而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。本案的语境相反:秘密由权利人主动交付,载体在公司可查,接收者本人即权利人一侧对该项技术信息负有最终审批责任的人。若以“下载至个人电脑”即认定失去控制,则任何技术负责人在家审阅文件、异地评审项目、电脑损坏后备份资料,均将构成犯罪。此结论显难成立。

(四)同一篇文章的两面

还有一层可以指出。上述上海三中院文章在界分标准上,最终采“以是否合法知悉、掌握为准”的第 一种观点,并明确:行为人合法知悉、掌握商业秘密的,后续即使存在擅自复制、下载、带离等行为,也不应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型对后续行为再行评价。该观点与《<解释>的理解与适用》的立场一致;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、省人民检察院、省公安厅《办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指引》亦明确提出,应当排除因法律规定、职务职责或者合同约定而合法掌握、知悉或者持有的情形。该文并特别强调,合法知悉、掌握不以工作中接触过载有商业秘密的介质为准,而应以岗位职责、职权范围、工作内容判断。

W某的知悉,源于其作为两项配方设计人、审核人与事业部总经理的职权核心,正落在该文所称合法掌握的射程之内。同一篇文章,控方取其内外勾结、整体评价部分,辩方取其界分标准部分;张某一案的判决结论无可指摘,但支撑该结论的事实结构,本案并不具备。经反复沟通并提交书面意见,检察机关最终放弃第(一)项,起诉书援引条文变更为第(三)项。

这一段交锋的价值,不在胜负,而在方法:面对不利判例,与其辩论规则本身,不如逐项拆解规则赖以成立的事实。规则是通用的,事实是具体的,辩方的空间通常落在后者。

十一、结语

商业秘密案件的辩护,极少将重罪辩至无罪,更多是将同一行为放回其本应归入的那一格。格子选错,三年起步;格子选对,三年以下。其间所隔,往往只是一块硬盘的文件属性、一封工作邮件、一份研发费用记录,以及一次对“非法经营数额”这一概念的追问。

本案另有一层难处:控方援引的那份判例,结论并没有错,错的是把别人的事实,当成了本案的事实。规则可以搬用,事实只能一笔一笔核对。

刑事辩护无小案。定性的每一次精准,最终都会在判决书上落为具体的日子。

判决书如下: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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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文案例已作隐私处理:当事人化名,企业名称、产品名称、技术内容、地域信息均已模糊化。文中数据引自最 高人民检察院《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(2025)》;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,以及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发布的案例评析及裁判,均为公开内容。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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